王稼祥（1906—1974)，原名嘉祥，別名稼穡，涇縣厚岸村人。在家鄉小學畢業后，先后在南陵縣樂育學校和蕪湖圣雅閣中學高中部上學。1925年進入上海大學附中學習，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同年11月，被選派到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1928年2月，在該校加入中國共產黨。同年秋，考入紅色教授學院深造。

1930年3月，王稼祥返抵上海，被分配在中共中央宣傳部任干事并擔任《實話報》、《紅旗報》主編。

1931年1月，在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上，黨內開始形成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教條主義錯誤。王稼祥卷入左傾錯誤之中。六屆四中全會后，王稼祥向往江西中央蘇區的斗爭，主動請求赴蘇區工作。與此同時，中共中央收到蘇區中央局關于富田事變的報告，特派任弼時、王稼祥、顧作霖組成中央代表團前往蘇區，全權處理富田事變問題。中共中央還任命王稼祥為中共蘇區中央局委員、工農紅軍總政治部主任。

1931年3月，中央代表團到達江西中央蘇區。在中央蘇區工作時，王稼祥執行中共中央的某些決定和指示，犯過左傾錯誤，如在處理富田事變時造成的肅反擴大化。11月，在中央代表團主持下召開的中央蘇區黨組織的代表大會(即贛南會議)，把毛澤東的正確主張指責為“狹隘的經驗”、“富農路線”等，王稼祥作為中央代表團成員，也是有責任有過錯的。王稼祥重視調查研究，因而在工作中減少或避免了左的錯誤造成的損失，提出過不少正確的意見和主張。1931年11月毛澤東當選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主席，王稼祥被任命為外交人民委員。11月25日成立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以朱德為主席，王稼祥、彭德懷為副主席。王稼祥還兼任紅軍總政治部主任。同年12月14日，駐扎在江西寧都進攻紅軍的國民黨第二十六路軍舉行起義獲得成功，王稼祥是精心的指導者之一。

1932年10月，在寧都會議上，王明左傾冒險主義的支持者強行撤銷毛澤東紅軍總政委和總前委書記的職務，排斥了他對黨和紅軍的領導。王稼祥主張毛澤東繼續留在前線指揮作戰，在會上處于極少數地位。會后，王稼祥協助周恩來、朱德抵制蘇區中央局確定的左傾軍事方針，取得了第四次反“圍剿”的勝利。

1933年2月，王稼祥和周恩來、朱德一起主持召開了中國工農紅軍第一次全國政治工作會議。1933年4月，王稼祥遇敵機轟炸，腹部受重傷。1934年1月，王稼祥被補選為中共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同月，繼續當選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中央工農民主政府外交人民委員和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

1934年10月，中央紅軍開始長征。王稼祥帶傷長征，參與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的重大決策。紅軍突破第四道封鎖線后，毛澤東主張改變進軍路線，向敵人的薄弱環節貴州進軍，得到王稼祥等的支持。12月18日，中央政治局在貴州黎平召開會議，采納了毛澤東的意見。會上，王稼祥積極支持毛澤東的正確意見，并堅決主張毛澤東出來統帥部隊。

1935年1月，中共中央在遵義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集中解決當時具有決定意義的軍事問題和組織問題。在毛澤東做第五次反“圍剿”以來失敗教訓的系統發言之后，王稼祥第一個旗幟鮮明地支持和贊同毛澤東的意見，批評博古、李德在軍事指揮上和戰略戰術上的錯誤，擁護由毛澤東出來指揮紅軍。張聞天、周恩來等相繼發言表示支持。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在黨和紅軍中的領導地位，挽救了黨和紅軍。遵義會議上，王稼祥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并繼續擔任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和紅軍總政治部主任。會后成立的毛澤東、周恩來和王稼祥組成的三人軍事領導小組，指揮紅軍勝利地完成了長征。毛澤東多次說過：王稼祥在黨的歷史上是有功勞的，他在遵義會議上投了“關鍵的一票”。

1936年10月，紅軍三大主力在甘肅會寧會師，中共中央為統一軍事指揮，確定由毛澤東、彭德懷、王稼祥、朱德、張國燾、陳昌浩六人組成中央軍委主席團。

1937年初，王稼祥離開延安到莫斯科治療。出院后即接替王明擔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1938年8月，王稼祥回國到達延安。

1938年8月至1943年，王稼祥擔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軍委副主席、軍委總政治部主任。并兼任中央華北華中工作委員會主任，參與中央對重大問題的決策。在此期間，在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給八路軍、新四軍和各抗日根據地的指示文電中，以毛澤東和王稼祥或以毛澤東、朱德和王稼祥聯名簽署的數以百計。他協助毛澤東處理了大量有關黨、軍隊和抗日根據地的重大問題。其中，王稼祥為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起草了幾十份指導性文件，還撰寫了《關于三民主義與共產主義》、《為中國共產黨的鞏固和堅強而斗爭》、《中國共產黨與革命斗爭》、《中國共產黨與中國民族解放的道路》等論著，提出不少重要創見。他協助毛澤東處理了晉西和皖南事變，為打退國民黨頑固派掀起的反共高潮做出了貢獻。1938年9月至11月，在擴大的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上，王稼祥準確傳達了共產國際批示和季米特洛夫的意見，確立了以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央領導集體。

王稼祥十分重視加強人民軍隊的政治和軍事理論建設。1939年2月，在他的主持下，總政治部創辦《八路軍軍政雜志》，由毛澤東、王稼祥、蕭勁光、郭化若、蕭向榮等組成編委會。1939年12月，王稼祥提議并經中央軍委批準，成立八路軍軍政學院，親自兼任院長。他為軍政學院確定的教育方針是：以馬克思列寧主義作為指導思想，培養具有理論修養，有高度覺悟和指揮才能的八路軍各級軍政干部，為抗日前線輸送領導骨干。同時，他還兼管抗日軍政大學的領導工作，以及創辦的改造教育日本戰俘日本工農學校。在他的提議下，日本問題研究會得以組成。

為了在抗日戰爭的相持階段堅持敵后游擊戰爭，鞏固抗日根據地，做好整訓部隊的工作，王稼祥于1939年1月主持組建軍委戰地工作考察團，對部隊工作進行檢查和指導。

1941年至1942年間，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發出精兵簡政和大生產運動的偉大號召，王稼祥親自為中央軍委和總政治部起草文件，并主持軍委直屬機關的精兵簡政和大生產工作。

1943年3月20日，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會議，決定在中央政治局和書記處之下，設立宣傳委員會和組織委員會，作為政治局和書記處的助理機關。中央宣傳委員會由毛澤東任書記，王稼祥任副書記；王稼祥受中共中央委托，主持編輯題為《六大以前》和《六大以來》的文件集。在王稼祥直接領導下，由鄧拓主持編輯出版了我國最早的《毛澤東選集》。1943年7月5日為紀念中共誕生22周年和抗戰6周年，王稼祥發表了《中國共產黨與中國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首次提出“毛澤東思想”的科學概念。

1943年下半年，王稼祥舊傷復發，住院治療，脫離工作。1945年4月，王稼祥在延安參加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當選為中共中央候補委員。

抗日戰爭勝利后，王稼祥曾因身體狀況不佳，而赴蘇聯治療。回國后歷任中共中央東北局委員、城市工作部部長、東北局宣傳部代部長。1949年2月，在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王稼祥遞補為中共中央委員。

新中國成立后，王稼祥先后擔任外交部第一副部長兼首任駐蘇大使、中共中央委員和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部長、國務院外事小組副組長、全國政協常委等職務。

1974年1月，王稼祥因心臟病在北京逝世。